爱游戏- 爱游戏体育- AYX体育官方网站令人吃惊的常识性错误

2025-04-28 11:3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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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答“”的成员时，有不少人把算上去。有人虽然知道“”的具体名字，却顺序错乱。不少人从来未听说过当年的接班人王洪文的名字，便把算成头一个。其实，时任主席的王洪文位居第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位居第二，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位居第三，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姚文元位居第四。可我现在读到《文艺争鸣》2014年4月号第103页即题为《“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文章，其答案却让人大跌眼镜：

　　事情还得从1971年说起。那时周恩来陪同塞拉西皇帝来上海视察时，希望鲁迅生活、战斗过10年的上海，建立一个学习、研究鲁迅著作的小组。原布置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组织一班人马写为一伙树碑立传的《文艺思想斗争史》。这个“史”由于工程大，一下难于完工，因而于1971年11月29日灵机一动，接过周恩来的“指示”，叫朱永嘉先编一本二万字左右的《鲁迅传》，一方面可以为《文艺思想斗争史》编写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向中央交差。朱永嘉听了这一指令后，立即搭起13人的写作班子，其名单由上海市委写作组“总指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徐景贤亲自审批。据上海市委驻原写作组工作组写的《关于鲁迅传小组（石一歌）的清查报告》中云：最后被批准进入这个写作组的成员只有十一人：陈孝全、吴欢章、江巨荣、周献明、夏志明、林琴书、邓琴芳、孙光萱、余秋雨、王一纲、高义龙。除高义龙系原写作组“老牌”成员外，其余均系大专院校教师、中学教师，外加复旦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文化系统的业务干部。1973年后，或因工作调动，或因学员毕业分配，剩下陈孝全等四人，另从外单位借来了三人，共计下列七人：陈孝全、孙光萱、夏志明、江巨荣、吴立昌、刘崇义、曾文渊。该小组设核心组，组长为在华东师大现代文学教研室任教的陈孝全，副组长为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吴欢章，另有周献明。1974年后，吴欢章等人离去，该小组负责人为陈孝全、刘崇义、夏志明。小组成立初期至1973年底，由原写作组文艺组姚汉荣负责与“石一歌”联系，后姚氏调北京，这种联系便不再有专人负责。写作组最初成立时的十一个人已有王一纲、高义龙、孙光萱等先后作古，后参加的曾文渊也于最近仙逝。这个小组总共写有84篇文章，其中用“石一歌”的笔名最多，另有“石望江”、“丁了”等笔名。所谓“石望江”，系陈孝全、吴欢章、余秋雨、孙光萱四（“石”）人同望黄浦江之意，“丁了”是“定稿”的谐音。

　　于1972年1月3日正式挂牌的“石一歌”，办公地点在当年复旦大学学生宿舍10号楼1层的103、104室。这个写作组虽然写过许多配合“”的所谓“评法批儒”、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反击右倾翻案风造舆论的文章，但比起位于上海市康平路写作组本部来说，“石一歌”只是属上海写作组文艺组的外围组织，其成员所犯的是“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写了错误文章”这种一般性错误。他们在“学习班”说清楚改正了错误，后来活跃在上海各文教单位，其中有的成了文化名人，有的当了媒体老总，有的是学术带头人和博导，像曾文渊在《文学报》担任副总编辑期间，便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的作者，却将这些人和姚文元并列，并列时不是姚文元打头而是把“石一歌”置诸首位，如109页云：

　　这“团体”莫非是“学术团体”？文中没有明说，但“石一歌”确实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团体，姚文元则以写评论文章著称，再加上该文作者把当年揭批“”及批判姚文元在鲁迅问题上的言论“进行道统上、路线上、意识形态上的批谬和纠正”，称之为“论战”，因而这“团体”在作者眼中成了“学术团体”，不是没有这种可能。这种表述政治内容姑且不论，单说技术上至少说明作者不会区别使用“集团”和“团体”这些词。在另一小标题中，即109页作者又这样叙述：“第三次论战：围攻姚文元”，这里用“围攻”一词，也是很不恰当的。因这个词会使人认为以笔杀人的姚文元是正面人物。看来作者的语法逻辑知识确实有问题，对“文革”这段历史也太不了解，很需要恶补啊。

　　《“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除了不该出现令人吃惊的错误外，其他失误也还真可列举不少，至少在错漏字方面：109页“1960年第4期《读者》”，错了，因为“文革”前并没有这个杂志，准确的说法应为《读书》。“1957年第58期《文艺月报》”，应为“1957年总第58期《文艺月报》”，否则读者会以为该刊是旬刊或周刊。110页“邦化”则应为“帮化”……更离奇的是，《“时代”关于鲁迅信仰问题的论战》一文作者还把胡风说成是“分子”：

　　众所周知，反右斗争是1957年开展的，而反胡风运动开展于1955年。这就是说，在反右开展之前的1955年5月18日，胡风就已被作为“反革命”而逮捕。在1956年开展的大鸣大放运动中，他早已失去了发言权，何来成为“分子？”退一步来说，就算胡风是“分子”，也轮不到以他为首，而是以丁玲、陈企霞为首。联想到一本很有名的、极富学术个性的探索型著作《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也出现类似的失误，如《“双百方针”前后文艺界思想冲突》一节95页有这样的叙述：

　　其实，宗璞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颇富艺术魅力的短篇小说《红豆》后，虽被“南姚北李”的李希凡批判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标本，并厉声地质问道：“这样一个极端仇视革命的祖国的叛徒——齐虹，有什么值得‘好的党的工作者’的江玫这样痛苦地怀念？”（《论“人”和“现实”》，长江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120页）但宗璞只是被当作思想右倾的作家于1959年下放农村，创作生命并未因此中断。1962年她还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并发表了《知音》等一系列作品。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一小疵，可能来源于叶永烈的《反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该书附录《著名名录》，宗璞、陆文夫、黄秋耘均榜上有名。除宗璞误“划”外，陆文夫、黄秋耘也不该“补划”。陆文夫于1957年参加“探求者”集团，受到打击被下放工厂，但并不像高晓声那样被划成。黄秋耘1957年发表过为、流沙河作品叫好和打抱不平的文章，以致在反右风暴袭来时，差点被打成“”，后来邵荃麟和他的顶头上司周扬决定不划他，只在1958年第１期《文艺报》上由邵荃麟出面，将其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一例”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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